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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中國文化大學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史學系碩博士班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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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如鈞-簡便之罰:宋代的違制罪與「以違制論」

簡便之罰:宋代的違制罪與「以違制論」

 

李如鈞

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
 

摘 要

  宋代法律在唐宋社會變化下發生不少改變,違制罪的擴大是其中顯例。該罪自太宗起超出律文範圍,由違背皇帝文書之罪,變成違反皇帝制詔指示的刑罰。真宗朝開始大幅擴張,出現許多「以違制論」規定,無明定罰則的條文亦適用違制罪刑度,違制罪成為朝廷簡便的立法論刑標準。此後,兩宋時期「以違制論」條文不絕於書,配合宋代散敕頻發,起到補充律文,輔助敕令體系運作之效。

  違制罪本屬皇權象徵,「以違制論」亦具涵攝包括性,真宗又藉此彰顯君主身分、權威。與違制罪現有研究成果,強調該罪是讓法律處於未定狀態,充滿隨意性、不可預期的人治色彩,有所吻合。但是,就實際發展觀之,仁宗之後君臣主要著眼於違制罪的簡便性,用作重要立法方式而大量使用。再則,朝臣們雖積極建議運用違制罪,卻是刑度不高、處罰有限,故這看似皇權威壓的作法,在兩宋時期與其說是人治下的法治,不如說是簡便性立法所展現的彈性治理方式。

 

關鍵詞:宋代、違制罪、宋真宗、簡便立法、以違制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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